寻溯中华文明，请来洛阳城

“兴亡(xīngwáng)百变物自闲，富贵一朝名不朽。细思物理坐叹息，人生安得(āndé)如汝寿。” 这是苏轼名诗《石鼓(shígǔ)歌》的(de)最后两句，由石鼓及人，写尽“小我”在(zài)大历史面前的无奈。诗中的石鼓被网友视为“九大镇国之(zhī)宝”之首，康有为这样提起它：“石鼓即为中国第一古物,亦当为书家第一法则。” 石鼓出土于唐初，地点在凤翔府(fǔ)陈仓境内的(de)陈仓山北阪（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），距今已1300余年，屡遭时艰，却绵延保存(bǎocún)至今，先后有200多位文人雅士为它著书立说。 石鼓(shígǔ)在唐代时关注者虽多（如虞世南、褚遂良、欧阳询、韦应物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苏勖、张怀瓘等(děng)），可(kě)韩愈建议将其迁至长安保护，却未成功。被风吹日晒(fēngchuīrìshài)了两百年(nián)后，石鼓在宋代突然成明星，宋徽宗下旨迁至汴梁，不幸赶上了“靖康之(zhī)变”，又流落到北京(běijīng)，被弃之荒野，却因祸得福，意外躲开金海陵王销毁“平辽宋所得古器”之厄。1312年，石鼓迁入国子学（后改名国子监），平静地度过了620余年。抗战爆发后，石鼓“南迁”复“西迁”，两遭严重车祸……石鼓终于回到(huídào)北京时，又因种种牵扯，留在了故宫。 如今，游客可在(zài)宁寿宫建筑群的珍宝馆内看到石鼓，被列入第三批《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文物(wénwù)清单》，但在这组“国之重器”身上，仍有太多的谜：制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造它？为何如此珍贵？该(gāi)怎样去欣赏？……本文主要依据官波舟先生的《石鼓文诠释》一书，以及(yǐjí)彭海军先生的《抗日战争时期石鼓迁藏考略(kǎolüè)》一文，试作解读。 故宫(gùgōng)藏明拓战国石鼓文册为什么制成鼓状？ 石鼓出土具体时间仍有争议，武德年间（李渊的年号）说(shuō)较佳。 唐书法家窦臮（音如寄，通暨）在《述书赋》中称：“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，并作鼓形，上有篆文，今见打本（拓片）。吏部侍郎苏勖（音如蓄）记卷首云：‘世咸言(shìxiányán)笔迹存者，李斯最古，不知史(shǐ)籀（音如宙，籀文是一种古代字体，即大篆(dàzhuàn)）之迹，近在关中。’”这是石鼓的(de)最早(zuìzǎo)记录。 苏勖逝于唐武德年间，石鼓(shígǔ)出土不会晚于此。 石鼓是10个刻有文字的鼓状花岗岩块，高约90厘米(límǐ)，直径约60厘米，每个重约(zhòngyuē)一吨。据刻文前两字，命名为：乍原、而师、马荐、吾水、吴人、吾车、汧（音如千，汧河即今陕西省的千河）殹（音如亿，意如(yìrú)也、兮）、田车(tiánchē)、銮车、霝（音如零，意为飞溅）雨。 为什么制成鼓状？郭沫若(guōmòruò)先生认为：“这应该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反映。它象征(xiàngzhēng)的是天幕(tiānmù)，就如北方游牧民族的穹庐，今人所谓蒙古包子。”他表示，石鼓造于秦襄公（？—前766年）时，秦人离游牧阶段(jiēduàn)不远。 官波舟先生(xiānshēng)则认为(rènwéi)，石鼓应制于秦惠文王称王时，即前325年，石鼓是祭品。有学者认为，石鼓应称“发现”，而非“出土”，但秦人祭礼独特，“祭天曰燔（音凡，意为烧）柴，祭地曰瘗薶（音毅埋）”，“既祭，埋藏之”……唐以前无石鼓记录，可见(kějiàn)它应被埋起来(máiqǐlái)，很难看到(kàndào)，称“出土”无误。 如石鼓造于秦(qín)惠文王，此时秦的国力已强，秦人早已不住“蒙古包子”。把祭品做成鼓状，可能(kěnéng)是图省事——石材来自附近河滩，早被谁冲击成鼓状，没必要改成别的(biéde)。 石鼓(shígǔ)震撼唐代文人圈，“虞（世南）、褚（遂良）、欧阳（询）共称妙墨”，官波舟认为原因有六(liù)： 一是甲骨文(jiǎgǔwén)、金文皆(jiē)刀刻或铸造；石鼓文则有了笔意，呈现出书写味。 二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偏旁部首随意性强；石鼓文(shígǔwén)则偏旁部首固定，规范严格。 三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中羼有象形字；石鼓文已线条化，蜕尽象形痕迹。 四是甲骨文、金文或圆(yuán)或扁；石鼓文已接近方块字。 五是甲骨文、金文(jīnwén)结体多变，或(huò)疏或密；石鼓文的结体严谨，有了章法。 六是甲骨文、金文线条或粗(cū)或细；石鼓文的线条粗细基本一致。 在汉字发展史(fāzhǎnshǐ)上，石鼓(shígǔ)文承上启下，此外，它还是上古文学史的见证者——石鼓文中《吾车》与《诗经(shījīng)》中《车攻(chēgōng)》《吉日》颇(pǒ)有相同处。郭沫若说：“石鼓诗不仅提供了一部古代文学作品的真实宝贵资料，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丰富的宝藏《诗经》的真实性。” 石鼓文“重法”，后来开新者、复古者都能拿它当借口。宋代诗人(shīrén)梅尧臣认为：“历秦汉(qínhàn)魏下及唐，无人著眼来形相(xíngxiāng)。村童戏坐老死丧，世复一世如鸟翔。”石鼓文打破了这一凝局。 806年，韩愈上书，请求将石鼓移入太学(tàixué)珍藏，却未被批准。韩愈写过《石鼓歌》，痛斥陋儒当道(dāngdào)，“方今太平日无事，柄任儒术崇丘轲(chóngqiūkē)。安能以此尚论列，愿借辩口如悬河”。 818年，名臣郑(zhèng)余庆把石鼓移到凤翔孔庙存放，出土近(jìn)200年的石鼓终于有了遮风避雨处。 石鼓文赵明诚的思路(sīlù)有点怪 唐末至(tángmòzhì)宋初，中原战乱，石鼓遗失。 司马光之(zhī)父司马池任凤翔知府时，找回9件石鼓(shígǔ)，安置于府门庑下，“外以木棂护之”，惟缺“乍原”石鼓。传说宋仁宗(sòngrénzōng)偶读韩愈《石鼓歌》，大感兴趣，令司马池找回全部石鼓，司马池凑不齐，便交上仿刻的“乍原”石鼓蒙事，被宋仁宗识破(shípò)并治罪。 此说(shuō)不确(bùquè)，司马光说“吾本寒家，世以清白相承”，司马池为官清廉，且能力出众，深得宋仁宗信任。将石鼓迁至汴梁的不是宋仁宗，而是(érshì)宋徽宗。 苏轼科举成功后，首任期(rènqī)（三年(sānnián)）也在凤翔，趁机精研石鼓文。石鼓上(shàng)原有700余字(zì)，北宋时“其可见者四百六十五，不可识者过半”，元代只剩386字，明清又减至310字。可苏轼竟“钩”出657字，在所有版本中最多。 学者韩立平认为，当时“读书”与“读律”两派激烈对立(duìlì)，而苏轼“读书万卷不(bù)读律”。苏轼认为，“新政”弊端在于“用法太密而不求人情”，想借石鼓文研究，重振“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”的古代风范，坚持渐进式变革。当时学者普遍认为石鼓是(shì)周宣王下令(xiàlìng)造的，周宣王是中兴之君，打败了强劲的外敌，成为(chéngwéi)儒家(rújiā)寄情的最佳对象。 宋代(sòngdài)富而不强，读书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，但只会从故纸堆中找(zhǎo)方案。 赵明诚便从石鼓中看出了奇怪的“大学问”：“余观秦以前碑刻(bēikè)，如此鼓文及《诅楚文》、泰山秦篆皆粗石，如今世以为(yǐwéi)碓(duì)臼者，石性既坚顽难坏，又(yòu)不堪他用，故能存至今。汉以后碑碣，石虽精好，然亦易剥缺，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。” 赵明诚以为，石鼓得以传承，因只用(zhǐyòng)烂石材，无二次利用(lìyòng)价值，可见“古人用意深远，事事有理”。 此说无据，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年），金石学家向传师看到(kàndào)一张“乍原”石鼓(shígǔ)的拓片(tàpiàn)，知其尚在人间，立即多方打听。拓片来自(láizì)太氏家族，太氏家族所在村庄因瘟疫，已荒芜，经持续不懈努力，向传师终于找到“乍原”石鼓，可惜上半部被削去，下半部则被掏成臼，用来舂米，好在鼓上仍(réng)保留了四行文字。可见，石鼓可以再利用。 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，宋徽宗(huīzōng)将石鼓调运至汴梁(biànliáng)，藏在(zài)太学。宣和元年（1119年），徽宗又下令将石鼓搬入内府，存于保和殿稽古阁，并在字口中填金，设围栏防护。 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金兵攻占汴梁，石鼓与大量文物被劫(bèijié)至今(zhìjīn)北京，金人(rén)刮走了嵌入的黄金，将石鼓遗弃在大兴荒野。文物失散是宋代士大夫心中的痛，《容斋随笔》的作者洪迈任贺生辰使时，刻意向金国使节询问(xúnwèn)石鼓的下落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无报”。 洪迈曾写《石鼓(shígǔ)诗》，末句感慨：“致主有心歌小雅，汗颜无术下登三。”意思(yìsī)是想像小雅中歌颂的那样建功立业(jiàngōnglìyè)，却没才能达到更高境界。 金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，完颜亮下令销毁“平辽宋(píngliáosòng)所得古器”，幸(xìng)石鼓早(zǎo)被遗弃，官方亦不知它在何处，使它躲过了一劫。元代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，大学士虞集在泥草中(zhōng)发现石鼓，元皇庆元年（1312年），迁(qiān)石鼓到今国子监大成门下，此后600多年无播迁。 差点(chàdiǎn)没上“南迁”名单 明清时，石鼓成“千秋法物”，权力垄断(lǒngduàn)了相关操作。 据学者施安昌在《乾隆与石鼓文》一文(yīwén)中钩沉，乾隆从39岁到(dào)80岁，多次为石鼓写诗(xiěshī)、制帖、办文会。39岁时，乾隆拓石鼓文一份，并作《石鼓歌(gē)》，命蒋溥、介福、刘纶、观保、钱维城等大臣各和一首，装入精美木匣，供奉在皇帝听政的乾清宫。 73岁(suì)时，乾隆得(dé)石鼓文的元拓本，是当时(dāngshí)所见最早拓本，乾隆据此写了详细的校碑记录，并让和珅、梁国治、刘墉、王杰、董诰、曹文埴、金士松、赵秉冲作诗跋。79岁时，乾隆令仿刻(fǎngkè)石鼓。80岁时，仿刻完成，一套放在(zài)国子监孔庙大成门外，一套藏在承德避暑山庄。 通过这些操作，乾隆娴熟地扮演“述古(shùgǔ)兴贤”“述古传今”“重道(zhòngdào)崇文”的形象。 1933年4月(yuè)19日，安居(ānjū)800多年的石鼓再次离开北京。据学者彭海军钩沉，早在1932年9月，江瀚、徐炳昶、马衡(mǎhéng)、朱启钤等30余位学者便在讨论“文物(wénwù)南迁”。当时社会(shèhuì)上不乏反对声，胡适、鲁迅、周养庵等皆然。学者黄文弼提议，可效欧洲，将北平划为文化区，不驻兵、不作军事根据地构想，期待日军遵守国际公约。 基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(yuánmíngyuán)、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颐和园等惨痛教训，国民政府行政院最终决定“文物南迁”，当时石鼓(shígǔ)不属于故宫博物院，初期没列在南迁名单中，据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庄严回忆：“第一批箱件运走后……有(yǒu)一天，我忽然奉到院长(yuànzhǎng)的密令，要我去安定门内国子监将两庑(wǔ)石鼓装箱……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，既重大又(yòu)困难的课题。” 它们是故事最多的(de)石头 石鼓重，且“时间久远，石皮和石心已经逐呈剥离之状，稍有不慎，文字石皮就(jiù)会碎落”。经反复研究(fǎnfùyánjiū)，决定先用蘸水高丽纸填入石鼓缝隙，此一道工序，就干了近一个月，然后(ránhòu)用高丽纸包裹四五层，继而用细麻绳扎紧，用厚绵纸裱糊，再用(zàiyòng)粗麻绳捆绑，外裹三四层棉被，放入特制木箱，以稻草塞紧，致(zhì)“每鼓重逾两吨(liǎngdūn)”。10个石鼓加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，共11大箱。 在(zài)迁移中，有追兵、轰炸、火灾等险，石鼓一路封闭，1937年12月到石鼓发现地宝鸡县(bǎojīxiàn)，特意(tèyì)开箱启封，在县政府大门口展示3天。 抗战结束后，文物回迁(huíqiān)，遇两次车祸：一是在江津县广兴乡，方向盘拉杆断裂，车翻入稻田，好(hǎo)在“石鼓箱仅仅是外面沾满(zhānmǎn)了泥”；二是距酉阳20余公里的高坎子，车冲下山坡，附运的家具(jiājù)被摔坏，石鼓箱破裂，竟然无损。 坊间传说，石鼓差点(chàdiǎn)去台湾，因轮船超载，临时留在码头。其实，石鼓没上迁台名单，一是仅(jǐn)5家单位有资格派专家参与名单讨论，石鼓不归其中任何一家；二是石鼓重，不符合“小而精(xiǎoérjīng)”的标准。 石鼓(shígǔ)一直在南京仓库中，直到1950年初运回北京，当时国子监正办训练班，空间不足，暂放在故宫，考虑到国子监今后没学生，文物局决定，石鼓和《石鼓文(shígǔwén)音训》刻石永久留在故宫。《石鼓文音训》刻石的(de)底座仍(réng)在国子监。 故宫(gùgōng)石鼓馆在皇极殿东庑房，逛珍宝馆的(de)游客很容易忽略它，但那里有中国故事最多的10块大石头，历经千年奔波、艰险、离散和苦难，它们仍屹立(yìlì)在那里，讲述着岁月风雨无法抹去的顽强。（责任编辑(zérènbiānjí)：沈沣） 来源(láiyuán)：北京晚报·五色土